除夕，是个融入血脉中的日子。
这一天，是辞旧迎新、阖家团圆的欢宴，也是感受家风、铸魂守廉的契机。从东汉杨震的“四知”，到北宋包拯勒碑立训，从明代海瑞清廉自守，到清代阎敬铭廉约率下、彭玉麟斥子戒奢靡，皆将“清廉”二字化为家族的血脉。他们的身影虽已散在岁月的烟尘，但是，他们的家风故事却因“廉”字一脉相承，在年复一年的迎新灯火中生生不息。
东汉杨震，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路经昌邑，昌邑县令王密为了报答杨震举“茂才”提拔他的恩情，特备黄金十斤，乘更深夜静无人之际，将黄金送给杨震。杨震不但不接受，还批评他说：“我和你是故交，关系比较密切，我很了解你的为人，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，这是为什么呢?”王密说：“深夜无人知道。”杨震说：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你知，怎能说无人知道呢?”王密听后十分惭愧，只好作罢。
杨震为官从不谋取私利。亲朋好友劝他为子孙后代置办些产业，杨震坚决不肯，他说：“让后世人都称他们为‘清白吏’子孙，这样的遗产，难道不丰厚吗!”其家族宗祠以“四知堂”命名，形成“清白传家”的千年家风。杨氏子孙为官多坚守清廉，其子杨秉、其孙杨赐、其曾孙杨彪，皆官至太尉，却始终恪守“清白”二字，成为东汉官场上的一道清流。这背后，是“四知”永续传承的精神基因。杨震言传身教，为家族树起守廉的标杆，也为后世官员写下了“廉以修身”的重要一笔。
展开剩余65%北宋包拯勒碑为训，立于府中。碑文字迹刚劲，句句如铁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包拯任端州知州时，端砚名满天下，历任有的知州借进贡之名，趁机搜刮砚台，包拯上任后坚决刹住不正之风，任满离开时“不持一砚归”，成为他清廉的写照。其子包绶终其一生，恪守父训，历任通判等职，“清苦守节，廉白是务”。包绶去世时，人们打开他随身携带的箱囊，发现除了诰命、书籍、著述和文具外，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。包拯的立训或许少了温情脉脉的叮嘱，更多是刻石为誓的严苛，但正是这份严苛，让包氏家风成为千古典范，让“清廉”二字，在包氏子孙的血脉里代代相传。
明代海瑞为官清廉，生活简朴，《明史·海瑞传》这样记载其日常作风：“布袍脱粟，令老仆艺蔬自给”。在任应天巡抚时，明确规定：巡抚出巡各地，府州县官不得出城迎接、不得设宴;工作餐标准为物价高地区纹银三钱，物价低地区二钱，仅许鸡、鱼、猪肉各一，严禁供应鹅与黄酒，且包含蜡烛、柴火等开支……海瑞一生清苦，去世时“无余财，唯有敝衣数件，俸银数两”。百姓听说他去世的消息，停止市上买卖，前去悼念，沿江百里，皆为素服。
清代户部尚书阎敬铭为人朴实敦厚，以清正廉洁为底线，严格要求自己。《清史稿·阎敬铭传》说他：虽身居高位，看上去却如同一位普通的老书生。每到一处任职，都以清廉俭约为下属作出表率，“所至廉约率下，尤恶贪吏，虽贵势不稍贳”，他尤其憎恶贪官污吏，即便是有权有势的显贵，仗势欺人也绝不宽容。阎敬铭衣着简朴，是为了提醒自己时刻牢记百姓疾苦，他常常指着自己穿的棉袍对下属说：“此中之絮，内人所手弹也。”由于他的家风清廉淳厚，“家教严，门无杂宾，家无余财”，阎氏子孙，皆遵父训，或仕或农，皆以俭朴立身，无一人贪腐，在清末乱世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同样家教严、家风正的还有晚清政治家彭玉麟，他主张持家以“崇俭不贪”为本。有一年，彭玉麟忽接家中书信，得知儿子为修葺破败老屋，花费两千串铜钱。阅信之后，彭玉麟勃然大怒，当即回信，严词斥责：“何以浩费若斯，深为骇叹!起屋买田视作仕宦之恶习，己身誓不为之。”在他看来，仕宦者，当以奉公守节为要，若沉迷于置田建屋，贪图富贵，必生贪念，终至败身。彭玉麟以一封言辞苛刻的家书，将“廉以治己，严以教子”的理念，刻进了彭氏家族的血脉。
这些廉吏的家规家训形式或有不同，但“铸廉魂，传清风”的初心却是一致的。他们用一生的坚守，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良好的家风不仅影响家庭命运，也关乎社会文明风尚与国家治理效能。唯有守住廉心，方能清白为官;唯有家风清正，方能行稳致远，善始善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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